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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一个人的110年

编辑:浦顿 录入:qry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5-05-22 14:53:26 

    1923年,周有光考入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从静安寺去学校,坐着有900年历史的独轮车,奔向了代表现代文化的圣约翰。奔向“现代”,对一个人来说,可以在瞬间完成,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

    周有光的110年,正是中国朝着现代化发展最关键的110年,历经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至今,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书写者和见证者。

    母亲对周有光影响最大的还是处世哲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度量要大,遇到困难不要消极”,这种教诲帮助他度过了人生中的好几个难关。

    少年革命派:从“五四”到“五卅”

    周有光是常州人。常州图书馆的一楼,有三个人的铜像:瞿秋白、赵元任和周有光。他们都是常州才子,巧的是,他们还都对语言和文字改革感兴趣。

    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晚清秀才,当年考举人要到江阴,他半路上遇到大风,船差点翻掉,吓出病来,举人就没有考成。周保贻办了一个国学馆,招学生教国文。这种生活不可能太富,于是家庭就分裂了。周保贻和姨太太留在了常州,而周有光则和母亲一起到了苏州。周有光的母亲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不会写文章,但是看书没问题。老太太一直活到96岁,去世时耳不聋眼不花,这或许就是家族的长寿基因。除了遗传外,母亲对周有光影响最大的还是处世哲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度量要大,遇到困难不要消极”,这种教诲帮助他度过了人生中的好几个难关。

    周有光从小接受旧式教育,写字、读诗,但是进小学就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等到读常州中学,已经开始学英语。他最尊敬的中学老师是吴山秀。吴老师当时已经开始提倡白话,当时学校讲古文,但在课外,他把白话的重要性告诉了学生们。同时,他还把五四运动的思想灌输给了孩子们,学校请一些名人来演讲,吴老师是自己人,也上台演讲,他把黑板上写好的“名人演讲”四个字改成了“各人演讲”。

    常州虽然是小地方,但是中学生周有光几乎同时“参与”了五四运动。老师引导同学们反对帝国主义,一人拿一个旗子,上面写着“同仇敌忾”的字样。周有光个子矮,到茶馆里演讲,听众看不见他,有个客人把他抱到桌子上,整个茶馆都轰动了。

    中学毕业,周有光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结果被两个学校都录取了,但是他却陷入了选择的难题:圣约翰大学是最好的大学,但是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家里供不起,看来只好读免费的南京东南高等师范了。周有光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周有光的情况,对周的三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回去找我妈借。”她妈妈很喜欢周有光,就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周有光就这样去了圣约翰大学。

    皮箱和嫁妆,这个细节反映了当时江南一般家庭的富庶情况。差不多同时,赵元任和新婚太太杨步伟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因为花钱缺少规划,两人很快陷入窘境,租了房子就没钱了。赵元任只好跑到纽约,录国语标准音唱片给商务印书馆,并讨要上一期唱片的稿费。等他回到哈佛,发现杨步伟已经搞到了几百上千美元,因为她把携带的一个皮箱里的嫁妆打开,把里面的皮衣首饰等卖给了哈佛的美国教授太太们。江南,尤其是苏锡常一带,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富裕家庭,这些家庭的子弟,也就很容易接受到当时最好的新式教育。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最好也是最美的大学之一,如今的上海中山公园,就是当年圣约翰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专业主要分文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种欧美式教育,现在叫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学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

    圣约翰大学虽好,但周有光只读了两年,因为遇到了“五卅惨案”。1925年,上海有一个日本工厂里因矛盾激化,老板开枪把一个工人打死了,这个工人叫顾正红。这件事激起了民愤,上海商业界起来抗议,各界都来声援。5月30日,一些宣传演讲的学生被巡捕抓捕,这就是“五卅惨案”。学生们都罢课,出去游行,声援被捕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圣约翰大学也不例外。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很受学生爱戴,但他坚决反对学生参加游行,不让出校。圣约翰大学和附中的学生随即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排好队,拿起铺盖就离开了学校。这些离开的师生,后来新组建了光华大学,所以周有光相当于读了两个大学。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惨案”,周有光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这正好是他从少年到青年的阶段。这种参与,是青少年爱国热情的体现,也和时代精神息息相关,但是周有光本质上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他毕业后留在了光华,这时他也恋爱了,和著名的“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张允和走到了一起。婚后,岳父赞助他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学。张允和对他的要求只有一点——不从政,于是“少年革命派”调转人生的方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换句话说,周有光的青春期结束了。

    张允和虽然排行老二,但却是四姊妹中最“管事”的一个。她对周有光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她务实的性格,帮助周有光度过了人生中最关键的几次关口,这或许是豪门闺秀的另一种素养。

    “嫁入”豪门

    周有光和张允和从认识到恋爱、结婚,长达8年时间,他概括为4个阶段。求婚信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的回信有10页纸,主要是为了证明“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可见,两人的婚姻对周有光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张允和后来回忆两人相恋,关键的一步,是在1928年。秋天,周日,黄昏,两个人从中国公学大门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生和一个纤小的女生,他们没有手挽手,而是距离约有1尺,并排走在江边。他和她互相矜持地微笑着,彼此没有说话,走过小路,穿过小红桥,经过农舍前的草堆。她勇往向前,他跟在后面,长长的石堤还剩下三分之一了,两人才找到一块平坦而稍微倾斜的石头。因为石头倾斜,两人不得已挨着坐了,这样才能坐稳。两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书,英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书签夹在某页,打开,是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有“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净了罪恶”这样的句子。她没有答应他“洗净罪恶”的要求……,但是当她的手第一次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就不再是一个人寂寞地走路,而是两个人共同探索前行。

    周有光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后来总结两人的婚姻,从很实用的角度来看,张允和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劝他不要从政。“我在国民党时期没有参加国民党,在共产党时期也没有参加共产党。其实,他们里面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朋友。而周总理,早在重庆我们就认识,陈毅和我关系也很好。”

    婚后,两人生下一子一女,儿子晓平,女儿小和。和平年代,这将是美满幸福的家庭,但那是在抗战时期,“嫁入豪门”也不会有任何保障。6岁时,女儿小和因为盲肠炎而逝去,这让他们悲痛万分。周有光一度患上抑郁症,而张允和的伤痛持续时间更长,直到晚年,提起早夭的女儿,她仍会伤心流泪。儿子晓平,也被炸弹碎片击伤,生命也一度处于危险中,幸亏及时送到成都的华西医院进行抢救,才捡回一条性命。

    上世纪50年代,张允和先到北京工作,但碰到了“三反”“五反”,被定性为“大老虎”。原因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因为其家庭成分是“大地主”,张允和就按规定把信件上交,包括她和周有光的通信。其中有一封,谈到有一位男性朋友写信给她说:“其实我从前很爱你,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张允和就把这事告诉了周有光,让他猜测这写信的人是谁,周有光回信,说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搞运动的人看了后感到很疑惑:这是不是反革命的密码?就把她打成了“大老虎”。这事后果并不严重,但对张允和是一个提醒,后来她就放弃了工作,专心做家庭妇女,在后面更激烈的运动中,反而只受到了很小的冲击。

    张允和对周有光的意义,在于在他的生命中置放了一根主心骨,让他为人做事更从容不迫,心态也更好。周有光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在书房看报看书,书房只有九平方米,放上书架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余下的空间就很少了。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周有光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度过恬静的晚年。张允和后来总结两人的养生之道,每天上午定时定量的红茶,成为一个秘诀。张允和2002年8月14日去世,享年93岁,如果从恋爱开始算,两人相伴超过70年。

    张允和虽然排行老二,但却是四姊妹中最“管事”的一个。她对周有光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她务实的性格,帮助周有光度过了人生中最关键的几次关口,这或许是豪门闺秀的另一种素养。

    就这样,周有光做了全世界“最聪明大脑”的陪聊,一共去了两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有光搞不懂,周有光的经济和金融,爱因斯坦也没兴趣。两个人主要是聊报纸上的问题。

    中年改革家:从经济到文字

    周有光考京都的帝国大学,而不是东京帝国大学,是冲着社会主义思想家河上肇去的,不过他到日本的时候,河上肇刚好被捕,这个愿望就没有实现。他在日本,最大的收获是学好了日语。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有光在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靠着经济学专业知识谋生,他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一边在银行里任职。

    这时,周有光认识了章乃器(新中国成立后任粮食部长),两人都在抗战前上海的征信所工作,征信所是一个银行间的服务机构,由每家银行出一个代表组成。周有光代表的是江苏银行,而章乃器代表的是浙江银行。章乃器建议周有光加入救国会小组,1936年11月,“七君子”被捕,周有光才知道,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西安事变后,“七君子”才被释放出来。抗战爆发,周有光和章乃器都转移到了重庆,但是他跟章乃器分手,进入了国民党政府的农本局工作。农本局是经济部下属的一个战时机构,负责保障后方的粮食与棉花供应。

    周有光在重庆的最大收获,也许是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每月都要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量国家大事,周有光作为经济学家,每次都要参加。之后,周有光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新华银行是当时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几个著名的小银行之一。抗战结束,新华银行派周有光到美国纽约工作。这一步,影响了周有光漫长的后半生。周有光在农本局的领导何廉,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抗战胜利后,何廉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何廉对他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愿意去吗?”周有光答:“当然愿意。”爱因斯坦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算是何廉的同事。就这样,周有光做了全世界“最聪明大脑”的陪聊,一共去了两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有光搞不懂,周有光的经济和金融,爱因斯坦也没兴趣。两个人主要是聊报纸上的问题。爱因斯坦完全没有架子,穿着甚至没有周有光讲究,两个人聊得很开心。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启发了周有光:“人的差异在业余”。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是很多,业余时间更长,通过业余时间的学习,一个人完全能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门人才。

    周有光就是靠业余时间成为语言学家的。他和语言学的缘分,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给叶籁士主编的《语文》写稿,并正式用笔名“周有光”。也许,命中注定他要以语言学家周有光这样的名号进入历史。在纽约,和周有光往来最密切的是罗常培和老舍,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周有光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的时候,罗常培在耶鲁大学讲学。有一次,罗常培和老舍到周有光家,罗先生无意间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原来那是周有光闲来无事的消遣:用一种速记符号,来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见罗常培来了兴致,周有光又拿出一本讲义,那是他为了方便教外国朋友学中文而编的《中文十讲》,用英语来解释中文,没有一个汉字。罗常培把讲义带走认真阅读,并用铅笔详细做了修改。

    另外一个贵人是赵元任,他是周有光的常州老乡,在美国教书,二战胜利后,他一度出任全美语言学会的主席。他是美国的名教授,张允和经常去听他的课,周有光也常去拜访。赵元任制订过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的符号,而是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但不利于推广,不过他的思想对周有光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借鉴了赵元任的成果。周有光另一个常州老乡瞿秋白,是著名的革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他也是一位中文拉丁化运动的鼓吹者,曾写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另外,曾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也曾在拼音文字研究方面指点过周有光。

    这一切,让业余搞语言文字研究的周有光,成为事实上的专业人士,而且博采众家之长。1949年6月3日,周有光回到上海,这时的上海,刚刚解放一周。最初,周有光仍然是做教书和银行方面的工作,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195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也受邀参加。散会后,他要马上赶回上海上课,但吴玉章、胡愈之(分别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找到他,不让他回去:中央留你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从那时起,他就放弃经济学,转型做语言文字学家了。

    中国现代语言文字改革,可以说是一场漫长的运动。它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焦虑有关。中国的落后,是否和汉字有关?广大人民群众,不识字者众,是否是因为汉字太难学了?极端的主张是,全面废除汉字,而改用拉丁字母(比如钱玄同);更普遍的主张是,慢慢拉丁化,最后用一种拼音字母来代替汉字。1955年的语言文字改革,并没有采用这样的主张,而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对汉字进行简化,并改竖排为横排,让不识字者能够更好地学习,另一方面,制定规范的汉语拼音方案,不但方便中国人学习,也可以更好地和国际接轨。周有光的贡献,在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和制订,他担任拼音方案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周有光、叶籁士、陈志韦提出了第一个汉语拼音草案,而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的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

    1979年,国家指派周有光到巴黎,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讨论把中国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原来中国运动员到外国去打球,姓名到一个国家一个拼法,人家以为是好多人,不是一个人。一个鲁迅,在世界上有二十多种拼法,确实对外国人造成了很大困扰。这个会开了三年,汉语拼音方案才变成国际标准。其中,美国和英国有一个用了100年的方案,比如 ChiangKai-shek,其实是蒋介石,Men⁃cius,就是孟子。美国不愿意改,觉得太麻烦了,单是国会图书馆里的拼音全部改过来,就要花2000万美元。后来,美国终于答应修改,用了3年时间。但他们的工作,也许做得仍不够彻底,要不,国内的学者在搞翻译时,也许就不会有人犯下可笑的错误,把Chiang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把Mencius翻译成孟修斯了。

    百岁以后的周有光,彻底走出了语言学家的角色,似乎回到了青年人的状态,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同时又以百年功力和百年经历,加以提炼和诉说,无疑更透彻。

    晚年反思之乐

    如果以一个人的退休来开始计算晚年的话,周有光的晚年从85岁才开始。1991年这一年他才离开办公室,他自称糊涂,不知哪一年退休。单位人事处送来一个离休证,他一看,早就应该离开了,就正式退休回家了。退休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文章。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百岁之后,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大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潇洒。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晚年的周有光,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1988年4月,日本夏普公司送给他一部WL-1000c中西文电子打印机。周有光用它写文章、写信,工作效率提升了5倍。1995年,儿子周晓平又给他买了一部新的GMS-2000中西文文字处理机,周有光就用新的,老的打印机就拿给张允和玩了。互联网时代,周有光成为了网民。他在网上读各种有趣的文章,而他作为一个网友也日渐出名。100岁后,周有光甚至使用智能手机上网,不过屏幕太小,需要保姆帮忙。

    2005年,百岁的周有光提出了“终身教育,百岁自学”的概念,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生命的细胞日渐老化,但他的知识仍然在更新。2009年5月,虚岁104岁的周有光写了一篇文章《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所谓“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过去是从国家看世界,而现在则是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同一历史事实,比如朝鲜战争,以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记录,现在放弃主观的偏见,写成客观而忠实的记录,使世界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一个月后,他在一篇文章中甚至谈到了于丹的走红,“于丹的《论语心得》请出孔子跟群众见面,受到热烈欢迎,使知识饥民吃到一碗文化甜粥,功德无量。关于宣讲内容,各有所见,可以从长讨论。重要的是心中明白: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根据现代需要,用科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丹现象的这种评价,放到今天仍然是新鲜而有见地的。

    百岁以后的周有光,彻底走出了语言学家的角色,似乎回到了青年人的状态,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同时又以百年功力和百年经历,加以提炼和诉说,无疑更透彻。他曾提到当下知识分子在华夏文化复兴中的责任,而就他本人来说,则无愧于知识分子这一称号。

    据媒体报道,周有光还注意到了资中筠写的文章,就委托儿子给资电话,要求见面谈一次。资中筠回忆:“去了之后,我才真的知道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和我谈了两个钟头,滔滔不绝,他的精神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把我很多迷茫和困惑不能说完全、也是部分地解决了。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智慧之光。”在这次谈话中,周有光告诉资中筠,“你是无神论者,我也是,但我有信仰,我信仰的是人类的发展规律,人类必然得这么发展,你要是走错了路,你非得走回来不可。”

    网络时代,大家越来越发现周有光的可爱,比如,他一直关怀一些文坛后辈,也很注意看他们写的文章。有一次,周有光特地让儿子周晓平给一位作者打电话,告诉他:“你写的文章中,其中一处重庆的地名写错了一个字。”这通电话令这位作者大感意外。

    诸多学者频频引用周有光的一句话是:“不要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而要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去年,95岁的出版家曾彦修出版新书《平生六记》,找周有光题字,周有光挥笔写就:良知未泯。这是一个109岁的前辈给一个95岁的后辈的寄语,诙谐的背后,有一代知识人的坚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周有光,一生有光。

    (本文作者浦顿,摘自《看历史》杂志,2015年2月出版,定价: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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