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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刘师培怎样写文学史

编辑:顾农 录入:qry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5-05-15 13:34:23 

   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著作甚多,他去世后友人编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凡74种,1936年宁武南氏刻本),今有影印本(简称为《刘申叔遗书》,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集外著作尚多,被编为《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二册,广陵书社2008年版),刘师培全部著作的最新整理本《仪征刘申叔遗书》近年来也已出版(万仕国整理,凡15册,广陵书社2014年版)。

    刘师培的文学史著作以《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亦颇重要;此外尚有《中国文学讲义槪略》和《中国文学教科书》也各有精彩,但这后两本书所讲的并非今天所说的文学,《概略》讲的是经学——《尙书》《毛诗》《左传》等等固然也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但刘师培是当作“经”来讲的;《教科书》则是文字音韵训诂的概论。

    一

    应蔡元培校长的聘请,刘师培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教书,在这里他开过四门功课,可惜在两年后的1919年11月20日,他就死于肺病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原是刘师培为北京大学“国文门二年级”学生编写的讲义,他死后不久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发行,初印本版权页署“中华民国九年(1920)六月”,封面及书口皆题“中古文学史”,而正文第一页则题“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此书的出版显然带有纪念的意思,可惜这个初版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错字甚多,这当是因为作为遗著出版得相当匆忙,没有经过认真审校,也同刘师培的手稿难以辨认有关。此书后来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列为第七十四种即最后一种,错字有所减少。

    《刘申叔先生遗书》印行时,蔡元培为作《刘君申叔事略》,着重介绍刘师培在北大讲课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形,对他治学之勤敏也予以充分的肯定,文末感叹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据听过刘师培讲课的学生冯友兰说,刘师培老师“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5页);但另据同事周作人说,刘师培学问很大,而写字很不讲究,甚至“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480~481页)。另一位当年的学生杨亮功则回忆说,刘师培上课时两手空空,而竟源源本本,滔滔不绝,只是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263页)这样的稿子排起字来就难免会错字多了。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最大特色,是花很大的力气辑录排比当年的评论资料,用古人的观察来叙述这一段文学史,并由此而得出一系列简明深刻的结论。例如关于建安文学,这里根据“史乘群书之文涉及文学变迁者”,得出如下的结论: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殆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徘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他总结得非常深刻到位,后来被广泛接受,特别是清峻、通脱这两条。

    关于南朝的文笔之辨,前人议论颇为纷纭,刘师培作了长篇辨析,细致地说明其区别之所在,但又补充指出道:

    当时世论,虽区分文笔,然笔不该文,文可该笔,故对言则笔与文对,散言则笔亦称文。据《陈书·虞寄传》载衡阳王出阁,文帝敕寄兼掌书记,谓“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又《梁书·裴子野传》谓子野为喻魏文,武帝称曰:“其文甚壮。”是奏记檄移之属,当时亦得称文。故史书所记,于无韵之作,亦或统称“文章。”观于王俭《七志》于集部总称“文翰”。阮孝绪《七录》,则称“文集”。而昭明《文选》,其所选录,不限有韵之词。此皆文可该笔之证也。

    明白这样的惯例,则不至于产生疑惑和误解。刘师培对中古的材料极其熟悉,分析亦客观而深入。在另外一些地方,书中虽未尝提出如此明确的结论,而他本人的意见即已寓于其中。这部讲义曾经得到鲁迅极高的评价,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过:“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后来他又在1928年2月24日复台静农信中说过:“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此后曾多次重印,这些错字已陆续得到订正。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是刘师培讲中古文学的一份记录稿,记录整理者是他当年的学生罗常培。此书于1945年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为《现代学术丛书》之一。书前罗常培《弁言》有云:“曩年肄业北大,从仪征刘申叔师(师培)研治文学,不贤识小,辄记录口义,以备遗忘。间有缺漏,则从同学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补。两年之所得,计有: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种。日积月累,遂亦裒然成帙。惟二十年以来,奔走四方,未暇理董,复以兴趣别属,此调久已不弹。友人知有斯稿者,每从而索阅;二十五年秋,钱玄同师为南桂馨氏辑刻《左盦丛书》,亦拟以此入录,终以修订有待,未即付刊。非敢敝帚自珍,实恐示人以朴。及避地南来,此稿携置行箧,朋辈复频勖我订正问世。乃抽暇誊正,公诸世人,用以纪念刘、钱两先生及亡友董子如兄,且以质正于并时之治中国文学者。”因为此书是刘师培四种“口义”的记录稿,所以他将《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称为“左盦文论之四”;此外他又曾发表过刘师培关于《文心雕龙》的部分“口义”。

    记录本《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在下列四个方面给予读者很大的启发:

    首先,这里介绍了研究本阶段文学最基本的资料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刘师培说:“此书于隋以前文,裒集略备,除史传序赞外,百遗二三。且断代为书,览诵甚易。故凡治一代者固不可少此书,即专治未有专集之各家者,亦应以此书为本。”按严氏的体例,不收史书,而按萧统的意见,历史书的一部分应视为“文”,他说“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文选序》)刘师培要讲汉魏六朝专家文,自然也包括史书之赞论序述,而且他认为作为记叙文,这一时段出现的几部史书:《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后来合称“前四史”)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汉书》和《后汉书》都收录了不少前人的作品,但往往有所改动;刘师培指出从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出班固、范晔本人为文的水平,关于这一阶段文学的基本分期,刘师培提出一个六分法:

    自两汉以迄唐初,文学断代,可分六期:

    一、两汉此期可重分为东西两期,东汉复可分为建安及建安以前两期。

    二、魏 此期可专治建安七子之文,亦可专治王弼、何晏之文。

    三、晋宋 此期可合为一,亦可分而为二。

    四、齐梁

    五、梁陈 梁武帝大同以前与齐同,大同以后与陈同,故可分隶两期。

    六、隋及初唐 初唐风格,与隋不异,故可合为一期。

    这里除个别提法略有疑义(例如建安七子在曹魏政权建立以前均已谢世,所以在魏这一期之下应当说“此期可专治竹林七贤之文,亦可专治王弼、何晏之文。”)之外,大体甚好;虽然刘师培基本按王朝分段,但也有不尽如此者,例如他特别提出梁之大同(535~545)前后文学方面有比较大的变化,即为见道之论,因为到这时候许多老一代作家以及昭明太子萧统都已经去世,梁武帝萧衍也老了,文坛以萧纲为盟主,大同以后与陈几乎全是宫体的天下,不再有先前那种比较多元、比较丰富的局面了;又刘师培将初唐与隋划归一段,也是非常深刻的观察,亡国之君隋炀帝和一代明主任唐太宗尽管为政风格完全不同,而写起诗来皆为宫体,陈朝的宫体遗老在隋及初唐活跃了很长时间,正是这些大人物主导了当时的诗坛。诗风的改变要到武则天以后,要到盛唐。但是按王朝为文学史分段具有顽强的惯性,所以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将齐梁与陈划为两段,并没有标举梁之大同的分水岭意义。

    第三,书中提出了研究中古文学的几条原则。

    例如,“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这是因为汉魏六朝去今已远,作品散佚严重,只有当时的人才能看得比较完全,“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更具体地说:“建安七子文学,魏文《典论》及吴质、杨德祖辈均曾论及,《三国志·王粲传》及裴松之注亦堪参考。至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所见汉魏两晋之书就《隋(书·经籍)志》存目覆按,实较后人为多,其所评论迥异后代管窥蠡测之谈,自属允当可信。譬如《史记》全书今已不传而惟存《伯夷列传》一篇,后人若但据此篇以评论《史记》列传之体,岂如当年曾见全书者所论为确耶?”应当特别重视“当时人之批评”这一点,可视为研究古代文学的重大原则之一。刘师培又指出“研究文学不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一个作家难免会受到他出生与成长之地的影响,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但这一点弄不好就会被夸大。文人流动性往往比较强,他后来很可能生活在别的地方而且不止一处,接受过更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何况中国统一的时间比较长,大的文化环境往往相差不大,于是作家的籍贯对他的影响这一条就不能作太高的估计。

    刘师培又很强调研究文学须注意学术思想对创作的影响,其说具见于“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一节。在古代,学术与文学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那些横跨研究与创作两界的人物尤其是如此。刘师培出身经学世家,对诸子的研究也很深,所以他研究文学从来不单就文学论文学,而能打通四部。

    第四,这里讲明了文章学的许多规律和奥妙。《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的大量内容,与其说是评论作家作品,不如说是研究文章的写法,按现在的知识分类来说,属于文章学的范畴。现在我们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可以根本不会写文言文特别是骈体文,而这在一百年前乃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总结了许多写文章的规律和奥妙,这只须看下列几个标题就很清楚了:《论谋篇之术》《论文章之转折与贯穿》《论文章之音节》《论文章宜调称》,如此等等。研究文学的著作中包括文章学的内容,是古代的一个传统,例如《文心雕龙》一书中就有大量的文章学成分,以致曾经有人特别强调其为文章学专书,不承认它是一部理论批评著作。古今知识分类的办法不同,如果缺乏通识,很可能就此缠夹不清。研究中古文学,应当包含一条文章学的思想路径。

   

    《中国文学讲义槪略》一书也是刘师培在北大时的讲义,今存上海图书馆藏残本,今已收入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广陵书社2008年排印本),又有单行本(广陵书社2013年版,后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论文杂记》)。

    此书底本无版权页,版心标“中国文学槪略”,注明“文学门一、二年级”,下有“刘申叔编”(《目录》标为“刘申叔讲”)。据《目录》,其内容包括:《尙书》《毛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国语》《三礼经记》《诸子》《楚辞》《国策及周秦杂文》计七部分。上图藏本缺《诸子》《楚辞》及《国策及周秦杂文》三部分。

    据书前说明,这一部分内容的讲授时间计90小时,而其内容大体相当于罗常培所说的四种“口义”之一的群经诸子;只是由于诸子部分亡佚,于是只剩下群经,具体地说,包括《尙书》《毛诗》《左传》(附带地讲到《国语》)和三《礼》。只有《易经》没有讲到。

    关于各部经典,刘师培的讲课大抵分两个层次,先讲概况,然后讲具体作品,例如《尚书》,先讲《尙书》槪要,然后选取《尧典》《甘誓》《盘庚(下)》《高宗肜日》《大诰》《文侯之命》等六篇,加以诠释讲解,帮助学生读通原文,做到训故昭明;至于更深入更专业的问题,例如典制不同、文字互异之类,建议学生参考经学史上的著作,在这里无从深入解决。现在讲文学史也大抵采用先概说后作品选这样的顺序,这个模式正是从他那里来的。

    仪征刘氏是研究《左传》的著名世家,刘师培本人对《左传》也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这一部分概论多有高见,其中猛攻杜预,维护汉儒贾(贾逵)、服(服虔),完全是一派古文学家的派头。这些内容,大可以同他在《经学教科书》里的论述结合起来读,他在那里写道:“治《左氏》者,自顾炎武作《杜解集正》(按当作《左传杜解补正》),朱鹤龄《读左日钞》本之。而惠栋(《左传补注》)、沈彤(《春秋左传小疏》)、洪亮吉(《左传诂》)、马宗槤(《左传补注》)、梁履绳(《左传补释》)咸纠正杜注,引申贾、服之绪言,以李贻德《贾服古注辑述》为最备。至先曾祖父孟瞻公作《左传旧注正义》,始集众说之大成。”(第一册第三十三课《近儒之〈春秋〉学》)举出自家祖先刘文淇(字孟瞻,1788~1854)来相当自豪,这是有根据的,刘氏家族子孙几代人相继从事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代表了清代《左传》学的最高成就(参见顾农《刘师培和他的〈经学教科书〉》,《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12日《文化周刊·出版史》);刘师培的家学渊源也确实深厚之至。

    四

    《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作为刘师培遗书之第七十一种列入《刘申叔先生遗书》;这份教科书原拟安排十册,内容几乎包括文字学、词类学、语法学、写作学、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作品选。刘师培写道:这部新编教科书“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体,次选文。”(《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序例》)那时的知识分类同现在不同,“文学”一词包容甚广。其实就是到鲁迅写《汉文学史纲要》的时候(1926年),也还是从文字学写起,同现在的办法很不一样。

    刘师培的这部教科书现在只能看到第一册,凡三十六课,内容“以诠明小学为宗旨”也就是一部文字音韵训诂概要,他在序例中指出“自篆文易为隶书,然后字失其形,故此编于字形之变迁,记载特详细。”到文末又写道:

    此编于古今音读训诂之学,各分条例,有为近儒所已言者,有为近儒所未言者,非惟为国文入手之阶梯,且为读周汉古书者之门径。昔休宁戴氏(戴震)有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者也。”又曰:“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我心自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嘉定钱氏(钱大昕)有言:“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盖不通小学不能读古书,不读古书奚能工文?故此编所列为读古书之门径,实则工文词之基础也。若以深文奥义目之,岂其然哉?

    刘师培坚信乾嘉汉学所主张的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入手,真正读懂儒家经典的治学道路是唯一可行的正确道路,其文学教科书也自然从这里写起。尽管他的这本教科书同他的《经学教科书》一样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仍然能够给予今天的读者有益的启示。

    当然,现在学科分类比那时细化多了,文字、音韵、训诂一类学问另行处理,文学史著作就不谈这些了。但这些知识仍为研究文学史所必备。

    自清代乾嘉以来,扬州学术相当繁荣,道光以后继续向前发展,形成一大流派,史称扬州学派。该派讲究求实创新,兼顾宏观微观,且能吸收海外新知,在学术史上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刘师培为该派重要传人,李详(1859~1931)《药裹慵谈》卷三《论扬州学派》历述该派源流,文章的后半写道:“光绪以来,唯仪征刘氏,尚守先人矩蒦,其余五县两州,未能有奋自树立,毅然以前辈为师者,盖骛于功令文字,冀其速化,为书院院长者,率多巧宦隳官,据为窟穴,本无学术,不知提倡,谬种流传,递扇无已,禄利之途广,苟简之习成,凌夷衰微,遂有今日不绝如线之势……追念扬州学派,昔为人所颂者,今且一蹶不振,前贤可伤,后者难继,余综其始末陈之,未尝不为之长太息也。”然则刘师培可谓扬州学派之后劲,而李详则力求其复兴者也。

    刘师培创新意识很强,他的著作包括教科书、讲义在内,多有“有为近儒所未言者”。他留下来的丰富遗产,有待进一步学习和思考,作为今天发展创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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