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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青春昆曲十年路

编辑:白先勇 录入:qry 来源:光明日报 2016-04-15 08:52:24 

  十年前的2004年,我已经来过一次南开,那次是叶先生(叶嘉莹)八十大寿,我来作了个演讲,那时候青春版《牡丹亭》刚刚在台北首演完毕,到内地来巡演。我讲青春版《牡丹亭》,同学们非常好奇。问什么时候能带到南开来呢?那个时候我心里也在想,这么多同学都想要看这个戏,我要想办法弄到天津弄到南开,我就冒险答应了。当时我说,“好,我明年一定带来!”但是我心里是拿不准的。
  我们来一次不容易,因为八十几个人的大团体要演三天戏,九个钟头,每天三个小时。我看同学们那么热烈,心里就已经在祈愿希望第二年能够来南开。非常巧,第二年我们就启动了校园巡回,先在北大、北师大巡演完,然后来到天津。
  天津可口可乐老总莫文斌先生,他是香港人,但是一直热衷于昆曲。他听说我的愿望后,很支持青春版《牡丹亭》到南开演出,因而成行。也是这个时候,五月天的时候,我们第二年2005年就来演出。当时我们在迎水道那个礼堂,有点旧,没有什么吊杆等设备,可是能够容纳一千三百多人。消息一出去,票一下子就抢光了,不止如此,我还记得蛮动人的一幕。很巧,那次我录下来了,当年在南开演出的盛况。我记得七点演出,有的同学四五点就来了,有的还带着大馒头,挤得满满的,像今天一样阶梯上面统统坐满。
  那时还是侯自新校长主持的,只能进一千三百名同学,其他同学就很着急了,一直往里涌,想把门冲开。那三天演出真是盛况空前,热烈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又走了三十几个高校,演员们最忘不了的就是南开同学的热情。

我和昆曲结缘

   这次我来干什么呢,讲昆曲的。本来我是写小说的,昆曲不是我的本行。但是我和昆曲的结缘,尤其是与《牡丹亭》,不能不说冥冥之中真的有“命运”。我年纪大一点,比较相信了。我年轻时候不信命运的,要逆势而行的,但是现在不得不相信,好像冥冥中有这么一双手,引导我走向《牡丹亭》。
  我第一次接触《牡丹亭》,是在抗战胜利八年以后的上海,那时候我十岁左右。梅兰芳在八年后回到上海第一次公演,不得了,盛况空前。他是京剧泰斗,当然他昆曲底子也比较厚,但他是评剧、京剧为主,昆曲比较少。但是那次他演了四天昆曲,在美琪大戏院。梅先生和昆曲大王俞振飞先生,两个人配合在上海四天公演昆曲。再后来我遇见俞先生,他才告诉我为什么梅先生那次会演昆曲。他说,因为梅先生八年没演戏了,第一有点担心嗓子调门不够怕吊不上去,第二跟他合作的胡琴没跟着他,所以俞振飞先生就游说他一起演昆曲。
  八年后一出演,不得了!那个黑市票卖得一票一条黄金,很凑巧我们家有人送了几张票。后来我就跟着母亲去看,当然我也不懂,因为大家都要看梅兰芳。但是那次我去刚好是《牡丹亭》的一段——《游园惊梦》。所以冥冥中,我跟昆曲第一次结缘的时候就是《牡丹亭》,俞振飞、言慧珠他们几个大家一起演这个戏。我当然不懂了,但是热闹得不得了。虽然不懂,可是昆曲音乐很奇怪的,尤其是《游园》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段音乐非常婉转缠绵。小时候听了就一直留在脑中,记忆里就留下昆曲的印象。
  后来到台湾就很少有昆曲了,有也是比较少的曲社与一些曲友。在台湾偶尔会演一些折子戏,像《游园》《惊梦》《思凡》《下山》。第二次看到大型的昆曲演出就是在上海了。我去到台湾、到过美国,经过三十九年,第二次又回到上海的时候是1987年。没想到当时复旦大学叫我去做讲座,在上海停留一个多月,临走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上海昆剧院在演全本《长生殿》,我当时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知道经过“文革”这十年,昆曲是断掉的,我以为昆曲没有了。没想到啊,居然看到了《长生殿》!蔡正仁和华文漪两位大师,当时正值盛年,他们演得真是太好了!全本演完后,我记得我自己跳起来拍手,没想到昆曲在经过“文革”后居然还能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大唐盛世天宝兴衰在两个多钟头演完。
  我那天感动的不仅在于他们演得好。还有我们自己了不起的传统文化、表演艺术,居然在“文革”后还能够如此重放光芒,那种感动让我在激动之下有许多许多感慨。那时我还完全没想到以后会做青春版《牡丹亭》。当时我想这种艺术一定不能让它衰微下去,这是我们的文化瑰宝,是明朝流传下来的了不得的文化成就,而且经过“文革”十年还能大放异彩。当时也是动心起念,只是个念头,也不知道怎么做昆曲。
  但是后来上海看完了就去南京。当时昆曲大家张继青老师在南京,张继青老师外号“张三梦”,因演出《惊梦》《寻梦》《痴梦》得名。我托人请她在朝天宫江苏省昆剧团演这“三梦”几折戏。真是巧啊!叶先生也在那里,我们一块欣赏的张继青大师的表演,登峰造极!我小的时候在上海看《牡丹亭》,三十九年后又在南京听到张继青的《游园惊梦》一段,这次好像冥冥中提醒我:这个剧是了不得的艺术。昆曲的艺术到张继青的境界是让人由衷佩服的。

血、泪、汗磨出《牡丹亭》

  再后来两岸已经开放,很多昆剧院、六大昆班经常去台湾表演。很多大师都去表演,我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接触,越来越觉得这个艺术了不得。可是同时,这个昆曲危机,不止是从20世纪才开始。昆曲老早就开始衰微了,最兴盛的时期是乾嘉这两百多年。后来由于很多原因逐渐下滑,好不容易“文革”后,昆曲慢慢起来了,到了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因为商业文化冲进来了,而且第一线的老师傅们渐渐到了退休年纪,中间又留下断层。其十年、前前后后十几年的断层,整个是断掉的,人才是断掉的,昆曲这种艺术不是要学就能学的,这是师徒之间口传心授传下来的,一招一式传下来的,老师傅不能教了这个艺术就断掉了。
  像蔡正仁、华文漪,他们的师傅——所谓的“传”字辈师傅有四十几位。据说二十世纪昆曲全靠他们传下来的,他们每个人身上可以有六百折戏,到了华文漪这一代每个人只有三百。后来越来越少,很快地消失,再加上断层就快没了。而且观众越来越老化,90年代那时候年轻人不看传统戏曲,尤其是昆曲。他们觉得昆曲就是“困曲”——睡觉的,节奏很慢,而且唱的是诗,比较难懂。所以观众老化,演员也渐渐老了。表演方式渐渐不大跟得上21世纪舞台的美学,我也觉得昆曲可能会渐渐衰微了。
  不仅是我,当时很多香港、台湾一大批关心昆曲的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在我做青春版之前他们就在推广昆曲,只是规模比较小。大家都有这种焦虑担忧,怎么办呢?那我们来制作一个大的经典、大的剧目,以这个经典来训练一批年轻演员接班;二呢,以新演员新制作吸引年轻观众来剧院欣赏我们的昆曲。
  这时刚好有个机会,2002年底我在香港讲昆曲,演讲四场。第一场在香港大学那还好了,下面两场都是中学,沙田中心里一千五百多个讲广东话的中学生,就不太好讲了。让一千五百个孩子不玩手机听我讲昆曲,怎么办呢?在大学教了29年,还从没教过中学,这是我教学生涯最大的挑战。这样吧,我想,我一边讲一边示范演出,找几个年轻俊男美女,他们可能还有些兴趣。后来我定了昆曲演讲题目——《昆曲中的男欢女爱》,就是为了吸引中学生。
  因缘际会,刚好选中了苏州昆剧院小兰花班的小演员,四个演员演了几折。其中一折就是《游园惊梦》,俞玖林扮演柳梦梅。还演了《思凡》《下山》,《玉簪记》里的《秋江》,统统是一些爱情戏,而且是昆曲里比较有名的折子。那些中学生很起劲,他们没有打电话也没有玩手机,还问一些问题,说明朝时候那么大胆?我就讲晚明时很大胆。我想中学生都可以听,那么也可以吸引年轻的朋友们了。
  后来我就觉得俞玖林嗓子很清亮,当然那个时候功夫还不到。但是扮相、气质都很像柳梦梅,嗓子也很好。传统戏曲找个旦角很容易,“一窝旦”。找个生角难得很,因为男孩子本来学戏就不多。小生很麻烦,那种古代书生的样子非常难找,高矮胖瘦都不行,手长一点不可以,脖子短了也不行!比例要求特别高,戏服脖子一长不好看、水袖甩起来也很高,所以找个生角很麻烦。但是俞玖林统统符合。
  男主角有了,苏州昆剧院院长赶紧把院里面的女孩子个个扮起来,让我“选美”。在忠王府古戏台,那些女学生一起选美。一眼看中了沈丰英,苏州姑娘本来就水灵灵的,那个女孩子眼角留情,我们叫“眼角暗香钩”。杜丽娘这个角色是大家闺秀,不能乱抛媚眼,要很端庄,但她内心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所以要有流露出来的时候。我让他们扮上演了一段,非常般配,很像汤显祖笔下的男女主角。
  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两岸戏曲精英共同打造的文化工程。台湾那边这几年培养出了一批舞台工作者、艺术家,还有舞美、灯光、服装设计、剧本。编剧本小组我是召集人,还有张淑香、华玮、辛意云。几个教过《牡丹亭》的专家一起合作五个月编剧本。我们编剧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传袭汤显祖的经典,不可以随便,抱着非常谦卑、虔诚的态度,原则上只删不改、尽量保留,像剪辑电影一样。55折戏怎么剪成27折,保留精彩的部分,编了五六个月。专家在一起好处就是大家都懂,不好的就是意见太多,调和一下整理出了剧本。
  最重要的是请两位大师来。一位就是张继青,我看了她的戏很佩服!我去游说她,从南京到苏州来教。另外一个汪世瑜,年轻时候演柳梦梅出名的。我把他们请来,因为另外两个演员都是“璞玉”,需要磨,2003年开始我们磨了一年,从早到晚,朝九晚五。我也陪着他们磨,难怪会叫“水磨调”,这个艺术确实是要磨死人的,看了他们排演以后我对昆曲增加了十二分的敬意,真的是非常严谨,每一举每一动都是非常规范的,一点马虎不得。难怪这门艺术有这样高的境界。
  我看过张继青训练我们的女主角,很严格。她平时都很和蔼的,教起戏来把我们女演员经常骂哭,一个水袖动作三十多次,到什么高度甩什么长度,笛音到什么位置,一板一眼。我们“柳梦梅”给汪世瑜老师操练得要跪了,戏服血迹斑斑——他留作纪念了,膝盖都出血了。我们这戏真的是血、泪、汗磨了一年才磨出来。
  在台北演了六场,两轮。七千张票,一下子卖精光。宣传做得很大,压力特别大,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如果戏演砸了,不光是我们戏的问题,昆曲前途攸关。没想到在台北第一次演的时候就引起了轰动。我很担心这些演员,他们没演过什么大戏的,在周庄演演草台戏一下子弄到台北大剧院,九个钟头大段大段唱,真怕他们忘词。居然没有忘词,下面人一直在拍手。我后来跟他们谈的时候,柳梦梅出场的时候手拿柳枝一直在抖,小春香也是膝盖在抖,不管怎样第一场很棒也就一直演了下来。

艺术的种子播出去了

  惊梦的衣服是白的,是梦中的衣服。一个绣的是梅花,当然因为他是柳梦梅,女孩子身上绣的是蝴蝶,蝶恋花。我们的服装是一大亮点,是苏州的手绣,我们设计了两百套,非常有名,非常细致。讲到这我们非常幸运,因为这出戏投资很大,我们很讲究嘛,什么都要第一好,服装每一件都要几十万。我们非常幸运有一些非常有文化使命感的企业家,他们对我们非常的支持。手绣和车秀是不一样的,手绣那些花有层次的,一朵梅花有好几层,其实不同的红,看起来是立体的,车秀是平的。我们有十几个花神,每一个花神身上的花都不一样,都是绣出来的。
  我们背景是抽象的,用的是背投。21世纪了,我们的想法是,表演艺术如果成功,如果引起共鸣,一定跟同时代观众的美学相符,如果它与同时代观众的美学不相符,它不会引起共鸣。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如何把科技跟舞台和有六百年的剧种结合起来是我们最大的挑战。科技用得不好的话一下子就会把戏破坏掉,所以我们这次非常节制,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遵循、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古典的基础上面我们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地融进去。《惊梦》这一场,背后都是姹紫嫣红开遍,如果她背后真的画着花画着牡丹,那就写实了。我看过《牡丹亭》的制作片子,它背后真有个大牡丹,而且是个霓虹灯的牡丹,而且还放光的,那个把我吓一大跳,那个不是昆曲的原则,昆曲的原则是抽象的、写意的、抒情的、诗话的,不好随随便便,昆曲的美学有一套,它已经有几百年下来,非常成熟完整的美学,不好随便去动它。
  后来我们还带着戏去了海外,他们的剧评很严苛。那天我们在伦敦演得也非常成功,演了六场,两轮,很多很多知名人士去看。这个人是谁啊?傅聪!带着全家人去看了三场。这位先生,年纪大的这位老人家,很有名的,叫做David Hawkes,他是牛津大学的首席汉学家,是《红楼梦》的英译者。他是俞平伯先生的学生。他从Oxford,他从牛津来看我们的戏,看的时候他很高兴,他跟我讲:《红楼梦》里面也有《牡丹亭》。他用北京话讲得字正腔圆。他说他看我们的戏最喜欢杜丽娘。另一个是牛津大学Chinese Study Center的主任,他跟他品味不一样,他喜欢的是小春香。一个喜欢大家闺秀,一个喜欢丫鬟。我们在一个很有名的古老剧院,坐在中间那位是驻英大使傅莹,她去看我们的戏。她真的很用功的,她还先看剧本,看三天。她后来把她一群朋友都带去看戏,看完了以后她还用笔名写篇文章,说白先勇手上的金娃娃没有人接。她是有心的。
  这是在伦敦演的那次,要英国人站起来拍手不容易的,他们也是非常热烈。最要紧的是他们那个《The Times》——《泰晤士报》,一个礼拜两篇剧评,非常肯定,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后来我们到希腊去了,参加希腊艺术节,在雅典。我们那一次很有意思,到了莎士比亚的故乡,到希腊悲剧的故乡去踢馆去。希腊人当然懂得看戏剧,这是他们的传统。
  后来2009年在北大,这是我第三次进北大的。我记得那天晚上天寒地冻,零下九摄氏度。那天学生都热得不得了,看完之后,我好冷啊,穿个羽绒衣跑回去睡觉了,他们不放我走,几百人围在那里,我的感觉啊,就是要跟我讲一句话:白老师,谢谢你把这么美的东西带给我们。那我要听的也是这句话。我觉得那些学生看完以后,像参加到一种文化的仪式里面,脸是发光的。我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提升,看到我们传统的美——我希望,我们这些大学生,一生中至少有一次,真正接触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从此以后亲切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做昆曲也是,希望对看过我们的戏的人,无形中能给他们感应和启蒙。我刚刚来的时候,有一位观众说他十年前看过,在迎水道那边看过,今天又来了,可见是有影响的,十年后又跑来了。还有,前年我在纽约演出,有二三十个留学生跑来看,看完以后,里面有两个南开的,那个时候看过戏的,那个时候是本科生现在是博士生,一个念哥伦比亚一个念纽约大学。都跟我讲,因为那个时候在迎水道看过了,所以他们又来看,种子已经撒到那边去了,我也很高兴。
  我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第两百场演出,非常成功。当时我们有个剧照展,我们拍了二十多万张剧照,二十多万张里面挑出来的,而且还用了光墙展出的。在北京大剧院歌剧厅里演的。两百场我们庆功宴的时候,这些演员大家都很高兴,走了两百场大家还是同一组人,很不容易,大家觉得很珍惜的。   2012年,CCTV给我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的奖,因为我推广昆曲有功。好了,十年,回到苏州去了。十年前,我们在内地头一次首演,2004年6月,在苏州大学,也是个好大的,很旧的厅。这些,“小兰花”(苏州昆剧院的演员班子),开始我跟她们结缘的时候,她们才二十出头,正是最青春的时候,现在青春不见了,不过演艺有很大进步,演过两百多场了。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苏州沧浪亭。
  为什么到沧浪亭去呢?在2003年排演的时候,右边是沈丰英,左边是俞玖林。我们要演《游园惊梦》,讲那个戏词,讲那个戏的意境。游园是什么意义,杜丽娘在游园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十年前我跟他们讲,就带他们去游园。十年后,我们又跑去了。汤显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句戏词:“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开始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这个,都不懂,现在懂了吗?懂了。似水流年,一下子十年就过了。就在这里,忠王府的古戏台上面,当年我看他们两个扮上去演,我选中他们的,十年后我们又到了这个地方。大家都蛮开心的,做成了一件事情,全世界都跑过了,演了这么两百多场。
  我们从2004年开始演,演到现在呢我们演了10年了,一共演了232场,我全世界都跑了,大江南北都走过,最远走到兰州、西安,最南到桂林、厦门都去过了。这些地方乾隆都没去过的。
  我们在Berkeley演出,大概有两千多位子,大概有五成到六成是非华裔的。有意思的是,有些外国人看着也掉泪。我想,这些感动是因为爱情它美,美的经验是普世的。总而言之我们到美国去,有几方面考虑。第一个是外国观众的反应,第二方面就是报纸剧评的反应。让那几个大学,让学术界认识到还有昆曲这个东西,以前昆曲也去过美国,大部分是演给自己的同胞看的,这种主流的演艺场合,在西岸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当时趁着那时候一直再往下巡回的话,可能美国真的对昆曲有更大的兴趣。不过出去一次花费太大了,应该是政府送的,好像政府每年也送不少的东西出去,像昆曲这样,既然联合国都认为是代表作了,应该把它送到外面去。
  平心而论,把我们的表演艺术拿到外国去,要真正得到西方人的佩服,真的不太多。他们可能捧捧场什么的,要他们真的从内心佩服,真的不多。昆曲在美国为什么他们真心佩服,第一是舞蹈,他们没想到舞蹈可以这么美,西方的歌剧有歌无舞,芭蕾美得不得了,有舞无歌。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昆曲是一个。它又不是音乐的形式,真的是非常高雅的艺术。所以在美国他们对这个的确是非常佩服的,他们觉得这个水袖动作怎么这么优美。我们的戏曲,有人说,那么慢,现在的爱情故事都是好莱坞式的,一拍两个小时。昆曲一折,眉来眼去二十分钟。有个剧评家说,他们《惊梦》那一场,勾来搭去的,两情相悦,不可思议。你想在舞台上面,男女相悦很难演。你用水袖勾来搭去,他用英文说so graceful,那么优雅。
  我想,我们上次到美国去,到英国去,他们的反应真的蛮热烈的。我很高兴经过了考验,美国人、欧洲人都对我们的古老艺术完全能接受,不光能接受还能欣赏,而且非常尊敬,这个很要紧。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艺术,更应该保护。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种文化的展示。我做了十年,中间有很多很多人帮忙,我非常感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有人出来扶一把,又走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转向昆曲的教育了,所以我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昆曲课,以讲座的形式,我每年去教他们一次,在中文大学也是,在台大,下学期,也是。希望昆曲在我们学术界,取得它应有的学术地位。它有那么高的艺术成就,在我们的大学里没有这个课程,我觉得很不应该。所以我试一试在大学里推广,至少同学们亲近这个以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会有所认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为白先勇2013年5月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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