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国学频道 > 国学资讯 > 正文

原始儒学的智识传统

作者:白宗让 录入:ql 来源:国学网 2018-08-17 14:16:19 

儒家智识传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巫史”与“重黎”“羲和”之官。《周礼·保氏》之“六艺”中也有“数”的科目。孔子开创的成体系的儒学中赋予了“智”以重要地位,从“仁智”“圣智”到“三达德”“四端”“五常”,“智(知)”一直是儒学之核心德目。
“知”在孔子那里兼具德性与知识双重含义,如果以心性之“仁”为本体,好学之“智”为功夫,则孔子也是本体与功夫并重。“知”之认识论维度见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格物致知”(《礼记·大学》)、“好学近乎知”(《礼记·中庸》)。“知”之德性论维度见于“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子夏语)、“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礼记·中庸》)。
古人对思维之逻辑性非常重视,孔子所重视的“文”本身就有“条理”的含义,“文明”“文理”都是理性的彰显。先秦的儒家人物中孟子善于辩论,荀子善于分析,都是“智”的体现。
孔子浑伦一体之“知”在后世逐渐分化,成为“摄智归仁”的德性论与独立的哲学知识论传统。《礼记·大学》以“本末终始”为“大学之道”,以“如切如磋”为“道学”;《礼记·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将德性排在学问之前;这一分途趋势在孟子和荀子处体现最明显。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是将“智”从属于“仁义”的阐释。相反,荀子曰:“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以“知通统类”(《荀子·儒效》)为“大儒”的标准,以“尽伦尽制”(《荀子·解蔽》)为“圣王”的标准。大体来讲,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道”,荀子继承了“智道”,儒学独立的知识论始自荀子,其弊端也恰好是过度的理性化。汉代以后,思孟学说的势头盖过了荀子,儒学呈现出以心性为主的特色,宋明理学区分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尽管哲学家本人可能没有二元对立的思维,但在实际上造成了对客观知识探索的不足。
       二
       “智”兼具道德与知识之双重性质,下面从“仁智”与“圣智”两种语境来进一步考察“智”的内涵。“仁智”在儒家经典中常常相提并论,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仁者不忧,智者不惑”(《论语·宪问》)等等。“仁智”之统合无间就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礼记·中庸》)。“德”本身就具有“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说文解字》)的双重性质,“性之德”包含“成己”之“仁”与“成物”之“智”。“仁智双彰”是极高的修身境界,《孟子·公孙丑上》引子贡语“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荀子也说“孔子仁知且不蔽”(《荀子·解蔽》)。
      “仁智”对举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二元关系。“仁”本于先天之“情性”(前反思、本体),“智”当然也是先天的能力,但更注重后天之努力(理性分析、功夫),这一视角下的仁智关系也是天人关系的转化。《礼记·檀弓上》孔子讲到祭祀时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可知对待鬼神的态度也取决于在“仁智”之间取“中”,孔子之“仁且智”就是儒家的“中庸”哲学,也是一种整全而平衡的智慧。
      “圣智”在经典中也经常并列出现。“智”为“圣”中应有之义:“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礼记·中庸》)《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辨认了防风氏的骸骨,吴国使者感叹说:“善哉!圣人也。”汉代扬雄曰:“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法言·君子》)
        郭店简《五行》篇经2将“五行和”(仁义礼智圣)当作“天道”,“四行和”(仁义礼智)当作“人道”。儒家的“天道”与“人道”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肯定二者的同时,有境界高下之别。竹简经10将“金声玉振”阐释为“天人”关系:“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孟子·万章上》之“金声玉振”讲的就是“圣智”关系:“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
       儒学统合“德识”的整全性从孔子以后逐渐衰减,荀子已经完全不能欣赏“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的思孟之学。荀子曰:“闻之不若见之。”(《荀子·儒效》)就是对明晰逻辑理性的追求。“智”是光明的,但极端的理性主义也会导致“光的暴力”(德里达语);“圣”“仁”之修养不是“黑幕”,更不是“暗箱操作”,形而上的价值对于知识论有莫大的助益。
        三
 “仁智”与“圣智”语境中的“智”并没有减损其独立性,反而在与“圣、仁”的互动中获得了更加强大的认知能力。统合了“仁智”与“圣智”的智慧才是儒家认为最高的“中庸”智慧:“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历来“仁为全德”“仁包四德”“圣高于智”的说法掩盖了“智”的独立性,其实每一种德性在极致的层面上都是相通并且互相包含的。《易传·系辞上》曰:“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易传·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很明显是将“数理”与“道德”熔为一炉的合论。《易传·系辞下》记录了蓍草求卦的方法,并阐述了数理与阴阳的象征关系。《易传·系辞上》又曰:“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至精”与“至变”要求德性与知识二者都达到极致,二者都不可偏废。竹简《语丛一》曰“知博,然后知命”,又曰“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从“知博”到“知命”就是从知识到德性的贯通,说明人之认知能力的训练并不完全是外在于伦理的。
“仁”与“圣”可以让“智”的能力更强。《论语·卫灵公》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仁”帮助“智”实现了更大的价值,但如果没有“知及之”,后面的一切都谈不上。《孟子·万章下》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明确了儒家的事业要从“智”开始。《礼记·大学》从“本末终始”的角度确立了“八条目”的次序,前五目从“格物”到“修身”就是从知识到德性的贯通,其以“格物”为始、以“修身”为本的设定彰显了德识并重的逻辑。《礼记·中庸》强调在内在的“成己”之“仁”的基础上再去追求外在的“成物”之“知”,从而达到“合外内之道”,是从德性到知识的贯通。唯有“成物”才是参赞化育之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历来就重视外物并尊重“物”的独立性,《礼记·乐记》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礼记·大学》曰“物格而后知至”;《性自命出》曰“待物而后作”;道德修养不可能离开外在的事物。
《易传·系辞上》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知”之“乾”是“贤人之德”,“易从”之“坤”是“贤人之业”,也是道德与事业并重。《易传·系辞下》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精义入神”即是精研事物之理,并达到很高的水平,才能有效地运用知识;“利用安身”即是用学识来安身立命。道德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是空疏无物的,而是从精益求精的学识中得来。“穷神知化”的境界只能来自“文理密察”(《礼记·中庸》)之“学”,别无他途。此外,孔子在帛书《要》篇中阐述了儒家与“史巫”的区别,儒家在具备史巫之“赞、数”能力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德”之修养:“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如果说“智”突出了对象化的反思,那么“圣”“仁”之非对象化、前反思之融通与提升的维度必须建立在基本的智识基础之上。
         孔子走出了远古巫术的神秘主义,但用另外的方式肯定了形而上的追求,达到了超越的认知能力。孔子具有比常人更加丰富而敏锐的情感(仁),以及对天命的默识体证(圣),扩展了理性的范围。经典中多次记载了孔子善于预测人事: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礼记·中庸》)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易传·系辞上》)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史记·孔子世家》)
        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史记·孔子世家》)
    (晋铸刑鼎)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这些预测有的是基于理性的,但更多是基于“良知仁体”之“自觉”。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恰好说明以世俗智慧闻名的子贡还做不到“闻而知之”。所以说,孔子的“知天命”、曾子的“知本”(《礼记·大学》)、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就是智识能力质的飞跃。《礼记·中庸》认为“至诚”才能达到“天德良知”:“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荀子也看到“心”有“知道”的能力:“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解蔽》)“虚壹而静”的德性修养能够助益“知”达到“知道”的高度。孟荀二人都崇尚修身之“通”“神”“化”的境界,孟子的进路是“仁”,荀子的进路是“知”,二者之学都有严密的体系与进阶。
     (作者:白宗让,系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研究员)

 

相关阅读

无相关信息

我要评论

共有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请遵守新闻评论服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