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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故人故事里的掌故学意义

作者:刘彬 录入:ql 来源:光明日报 2017-09-13 15:02:42 

文化学者赵珩的一本小书《故人故事》,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赵珩讲,故人故事也即旧人旧事,书中文字穿越一个世纪,牵扯到中国近百年生活的变迁和掌故学的问题。本文正是从《故人故事》说起,讲述掌故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

相对于以笔记为载体的掌故而言,随笔是今天的称谓。在中国文学体裁中,笔记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史料笔记,也称作野史,是个人对历史某些片段的记录。其二是读书笔记,是在读书时每有心得,或在多种书的校勘中,随手记下的文字。像著名的清代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就属于读书笔记。其三是社会生活笔记,这一类笔记相对比较多,最贴近生活。

一般而言,正史主要记载一些国家大事,像朝代的更替、政治制度的变革、战争的攻城略地,等等。至于生活琐事、社会生活场景以及市井的变化,正史不会记载太多。所以一般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和城市变化,有些完全依靠笔记的记载。比如说,你想要了解北宋的城市生活,可以直观地去看《清明上河图》,当然这属于绘画材料。如果你要研究北宋汴梁,那么最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就是宋代孟元老所著的笔记《东京梦华录》。从市肆商旅到娱乐活动再到其他方面,《东京梦华录》都非常真实地记载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内容。到了南宋,社会生活笔记更多了,像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以及《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等。历朝历代的这些掌故有人物,有事件发生始末,虽然叙述相对简单,但可读性强,可以作为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我最近出版的小书《故人故事》,是我兴之所至写下来的一些旧人旧事,多是我亲身经历或辗转闻听。虽谈不上是掌故,但可以就此说开去。

通常,掌故的社会基础来源于社会形态,也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变迁。我们常说:“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

掌故,最原始的含义是汉代官名,是执掌旧例、旧制的机构。后来的掌故不是这个含义了,而是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遗闻轶事。至于掌故学,就是研究掌故的题材、种类、特色、价值的学问,也包括掌故本身。掌故一般是有头有尾的事件,听起来很有意思。也有关于人物的,当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政治人物、学术人物、演艺人物,他们本身的轶事,也称之为掌故。有些掌故会有不同的版本,或者由于原来语言文字的记载比较简单,或者因为和别种口碑性的说法不一样,因此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有人说,我没有听说过掌故,但是听说过典故。通常,典故是约定俗成的,有规范意义和具体的词语出处,比如说朝三暮四、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等等,都是由故事的发生演变成一个典,大家在叙述的时候,以这些典为依照,于是变成了一些成语或者特定事件,后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也有从掌故变成典故的,比如常说的“东床快婿”,就来自《世说新语》的一个掌故。一般而言,掌故基本上是遗闻轶事,没有经过史料认定,不免带有主观成分和需要商榷的内容,但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掌故也会逐渐成为典故。掌故无需规范用语,叙述也相对复杂一点,这即是掌故和典故的区别。

有人把掌故类笔记的鼻祖《世说新语》看作小说,而事实上,它是有依据的。《世说新语》的作者南朝刘宋的宗室、临川王刘义庆出身贵族,见闻多,结交广,所编《世说新语》分为28个门类,将前朝和本朝轶事按不同内容归类。因为他很熟悉贵族社会,所以可以认定《世说新语》是有依据的。刘义庆的记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到了南齐萧梁时刘孝标为其作了注,对于原文的注释不仅仅体现在词语上,而且将某一件事情的延伸补充进去。到了近代,又有学者余嘉锡引用大量史料作了笺疏,使《世说新语》在人物、史实方面有了大量增加。因此在掌故类的史书中,《世说新语》完全可以作为重要史料引用。

唐代也留存很多笔记,像《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封氏闻见记》《唐摭言》等,都是著名的掌故类笔记。

到了宋代,掌故类笔记更多,有一部很有名的叫《齐东野语》,它的作者是南宋著名的词人周密。其书记载了大量南宋的掌故,内有很多当时的遗闻轶事,内容繁杂,包括名人轶事、社会交往等等。周密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武林旧事》,和它比肩的就是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了临安(今杭州)当时的景况。记载南宋掌故的还有王明清的《挥麈录》,也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野史,是史料上的个人补充。

再近一点,有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万历野获编》着眼于本朝,记录从明朝初年到万历末年的事件、人物,是明代史料性的掌故类笔记,与正史的叙述可能有出入,但可以作为旁证和参考。虽然是掌故,它却有很强的史料性,是明代笔记中质量最高的。

谈到近现代的笔记掌故,不得不提的是黄濬(秋岳)的《花随人圣盦摭忆》。黄秋岳才气极高,曾做过梁启超的秘书。从1934年开始,黄秋岳在《中央时事周报》上一段段地写《花随人圣盦摭忆》,全部用文言文,记录他所知的清末民初史料,价值极高,文笔也好,可以说《花随人圣盦摭忆》是近代掌故笔记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1943年,瞿兑之为之刊行。20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将其印成竖排繁体字本,16开。陈寅恪曾经说:“《花随人圣盦摭忆》在近来谈清代掌故诸笔记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

还有一部掌故类笔记,目前还未面世,我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就是郭则沄(啸麓)所编写的《知寒轩谭荟》。郭则沄原来是北京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也是北京的名士,20世纪30年代沦陷初期,他坚决不就伪职,在北海旁边的团城上面成立了一个古物研究所,召集一些旧时士大夫,每周聚会一次,聊一些掌故,或者交一篇掌故类的笔记,后来编成《知寒轩谭荟》。

1949年以后,没有多少新的掌故类笔记,值得一提的是《春游社琐谈》。这本书由张伯驹编写,虽不是价值很高,但是很难得。

关于掌故学的博兴,民国时期不可不谈,因为这个时期对于掌故学非常重视。民国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发生很大变革,使得文化人更加留意前代的见闻,这是掌故学之所以博兴的原因。有人认为掌故不过是野史,其实不然。掌故学是中国学的一门学问。梁启超曾在1898年制定高等教育学科的时候,将人文科学分为两大类,即普通学和专门学,比如说文字学、古典文学、历史学等都是必读的普通学,像敦煌学、音韵学等就是专门学了。掌故学是普通学中的一门,而且是必修课,上大学人文科学不修掌故学,没法毕业。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把掌故看作信史,但是其有丰富内涵,可以包括个人经历所及,对前代事件和人物史料的汇集,以及对前人掌故的整理研究,甚至还可以包括对同一事件的互相印证,因此意义不凡。

  (本报记者刘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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