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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与林志纯的学术交往

作者:张续强 录入:ql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7-03-15 10:42:59 

 2016年是任继愈先生(字又之,1916—2009)诞辰一百周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系列活动纪念、庆祝。任先生是一代大家,在哲学、宗教、历史等方面均有建树,并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理论体系。自年初以来,任先生生前学友从各个方面回忆先生为人治学,笔者在阅读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1910—2007)学友手札和相关材料时,见到二人交往的几个片段。

他们的友谊诞生于对旧思想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学界掀起思想解放的热潮,这场被学者王元化称为“新启蒙”的运动对于任继愈和林志纯两位先生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年龄相仿,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后,都经历了我国近代化历史上的几件大事——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思想改造、改革开放。他们生活的近百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二老以其亲身经历感受到社会变革的最大阻碍在于思想守旧,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找出桎梏人们思想的根源。任先生较早提出自己的观点,1980年发表的《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指出,儒家思想从汉代董仲舒开始至宋明理学的建立,千余年时间里形成了“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儒教”,世人切不可把春秋时期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孔子与尔后被儒教奉为教主的孔子混为一谈。儒教必须废除是应该的,它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儒教是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是使中国人长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林先生并未直接批判儒教,而是通过对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向人们展示今人所谓的古典已非古典本真,是经后世改造,仰承统治者鼻息的古典。并认为,中国先秦的古典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曾发生过多次变革,一变于统一专制帝国之秦汉时代,再变于分裂时日的魏晋南北朝及当时盛行的玄学(老庄)思想,然后佛学西来,道教亦兴于本土,古典中国儒学至此成为隋唐盛世之统治工具,则不能生存了。宋明理学,在专制统治下,不得不走入抽象的糊涂意识之中,古典真实精神随之破产。明清之际,亦有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思潮出现,但清代专制统治已使古典学破产,斯文扫地。
怀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他们走到了一起。1993年,林先生在将自己有关“中西古典学”理论发表出来时,曾联合多位学者署名,任先生与林先生惺惺相惜,观点一致,慨然应允署名。《论中西古典学》一文以联合署名方式发表于《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任先生对儒教的批判与林先生对古典精神的揭示是立足现代化,探讨中华文明的出路,是不谋而合,民族道义使然的行为,他们关于“中国古典学必须重新研究”的号召也得到学界回应。
他们除了观点一致,相互敬佩,工作中也相互扶持,通力合作。林先生组织编译《世界古典文明丛书》得到任先生的鼎力相助。他们共同倡议“把西方古典文化引进中国,把我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1988年,以古文字为研究对象的系列丛书《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以中外文对照方式:近东古文献采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的拉丁译与中文对照方式,西方古典文献采希腊文、拉丁文原文与中文对照方式,中国古典文献则采中国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现行文字与英译对照方式,将古代埃及文献、苏美尔阿卡德语文献、古希腊拉丁等文献整理出版。1989年3月,吴宇虹与郑殿华合作的丛书之一《苏美尔王表》由三联书店出版,林先生将新书寄给任先生,收到后任先生回信:“志纯先生:寄来《苏美尔王表》收到,谢谢。返京时,如有时间欢迎来北图略叙。此致,敬礼! 任继愈1989.4.26”
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和西方古典学等学科在我国起步较晚,学科体系并不健全,除了学科自身偏僻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资料缺乏,且不说一手的考古资料,当时国内基本的研究文献也凤毛麟角。任先生在担任国家图书馆(前北京图书馆)馆长的1987—2005年间曾花精力改变这一处境。林先生为国图这些学科的图书购进提供书目,并动员自己多位海外求学的学生帮助寻找采购渠道。图书购进之后,有关编目人员的引进,任、林二老也多有协作,从往来信函中可见二人沟通之频繁。
教育部在批复吴于廑、周谷城、林志纯三位教授建立专门的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机构的同时,文化部以“图字【84】第51号函”决定在北图、上图设立“西方古典文明史图书室”,应允在国家图书馆“新馆落成后即优先考虑”设立专门的图书室。任先生虽然与林先生个人关系十分密切,但考虑到“西方古典文明史图书室”成立后难以满足必须的人员配备,藏书编目的惯例也要因此打破,所以将这一计划推迟下来。但这并未影响到二人的友谊,林先生一有机会就与任先生交流相关问题。周一良先生1990年9月12日致林先生信函提到:“新疆之行躬聆教益,至感欣悦。北图藏书事与任继愈同志洽谈结果如何?先生艰苦卓绝之举动不胜钦佩!”由此可见,二老友谊之深和他们互为表里,为学术事业乐此不疲的精神。虽然国图至今没能建立这一方面的专门藏书室,但在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以及西方古典学等方面的图书购买数量已相当可观,这与两位先生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
任先生与林先生因学术观点一致而产生的学术友谊延伸到了日后的工作中,他们在工作中培养的相互信任和理解融入进彼此的学术研究。环顾今天我国学者在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以及西方古典学等方面的成就,离不开任、林二老所做的奠基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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