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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中国性”与“转述的现代性”的对决

编辑:肖水 录入:qry 来源:语文报大学版2009年第24期 2011-03-21 17:00:52 

  前几日在连云港举行的“中国21世纪诗歌十年东海温泉峰会”上,经过一个上午的交锋,诗人江非下午总结道:年轻的一代不再纠缠于“知识分子”与“民间”这样诗歌内部的争论,而是关注起“现代性”与“中国性”这样的重大话题,“转述的现代性”与“古典的中国性”的对决势必将取代“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对决,成为新的诗歌主题。
  江非的点拨,兴许让争论的双方都有豁然开朗之感,但其中仍不够明确的就是“古典的中国性”的表述。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倡导的“中国性”并非仅仅是“古典”的,它是在“古老传统”和“新近传统”的基础上“朝向未来”的,是重构的,是呼唤主体的觉醒与新的作为而在诗歌中显现的。
  在这些认识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主体的觉醒,或者说主体性的建立。从尼采“上帝死了”以来,人的主体性逐渐成为现代人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即便是那些彻底否定或消解主体性的人,也在极力显示自己独特的主体性。对长久以来过多重视“横向移植”的中国当代诗歌来说,主体的觉醒的呼吁不是太早,而是太迟。
  首先,“主体性”包含了对“自我”的理解。必须要明确的是,我们的“自我”面临的并非孤立、空洞的命运,相反,它与古今、中西、善恶、美丑等内容紧密相连。在此刻的语境里,“自我”不仅要取消“中”与“西”的两元对立,更要取消“古典”和“现代”在汉语诗歌里的百年对垒。“从中国回到中国”,其核心不仅关照的是当下(现代),更是整个历史性的整体。历史是连续性的,如时间之流一般,绵延不绝。这种不可分解的“绵延”性,让我们不得不对人为的“切割”或“断裂”(常作为策略而产生)进行反思,并对“传承”两字的重要性投注更多的目光。首先,我们作为“中国人”,是一种命运的被抛性,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其次,我们每个人均生活在活生生的“历史性”进程当中,就好像被置于一个黑暗的瓶子之中,我们的生命与传统总会进行着一些或明或暗、或可察觉或完全不自知的联系。第三,面对传统,我们的态度如何?前述两点是一种客观存在,或者似乎也暗示了一种无奈的宿命,但是这一点却给予了我们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既然传统无法逃脱,那么某种程度上,态度便决定事物的前景与命运。我可以举个例子:生我之父母,他们在身份、地位、财富、学识上可能不如他人,但他们生我、养我、育我、爱我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对待他们的态度将成为理解“自我”、塑造“自我”、完善“自我”的方式。
  第二,具有“历史性的眼光”是拥有“自我”的基础。所谓的“历史性的眼光”大概由以下三部分所构成:其一是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往何处去”,即向前和向后的广阔视野,而这种视野将成为一种寻找自身位置与方向的重要的历史坐标;其二是明白“自己”和“当下”都是“历史性”的一部分,我们被历史所挟裹,但我们并非是被动无为的;其三是奠基于此的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面对历史和传统,我们既不能薄古厚今、不屑一顾,也要抱着辨别、审视、承继的态度。那么,面对西方该如何自处,特别是在无数的声音开始将中国和美国放在同样高的声调上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学习与借鉴。但是我们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要提出两个问题。问题之一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学习?学习绝不是他说一就是一,他说向东我们就绝不向西。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西方的经验在中国有失效的倾向。因此面对西方遗产,我们一定要有自我分辨的能力,知道何者为好,何者为次,何者是淮南之橘,何者是淮北之枳。否则,我们将成为影子般的存在、他者的附庸。问题之二是:在中国政治、经济逐渐强大的背景之下,所谓的学习是否应该包含了新的内容?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的学习要摆脱盲目与自卑,也就是要在中国力量“参与”的、新的现代性的基础上,重新出发。这样的判断大概基于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自信所带来的全面的文化自觉,同时也包含了对多年来众人在中国所倡导的“现代性”的质疑。诗人阿斐在回应“从中国回到中国”专栏的文章以及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都指向同一个疑问:我们真的已有所谓“现代性”了吗?他认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现代化,但这是否意味着拥有现代文明?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还是处在封建时代,我们把传统中的好的的东西丢了,留下糟粕。西方文化中我们吸收过来的也是一些糟粕。这很可能是一种封建性。就诗歌精神而言,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们还是要追求真正的现代性。”阿斐对当今中国诗歌境遇的判断,在我看来恰好表明了“现代性”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失败。因此,前面所强调拥有历史眼光的主体,实际上指向拥有宽广的视域,拥有对价值的独立判断能力,拥有自我决断的能力,知善恶,辨廉耻,懂难易,是真正自主、自为的自我。
  第三,对中国的“传统”的进一步理解,将是“历史性的眼光”的深化。对于中国的传统,甘阳先生有一个说法,叫“通三统”。他认为我们面临着三大传统:一种是几千年以来我们本身固有的传统,即一个以孔子的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一种是1949年建国以来由毛泽东所开创的传统,他以公平为核心价值;还有一种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由邓小平所开创的传统,他强调公平、效率、开放、务实。甘阳认为,这三种传统并非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而是以一种辨证的方式相互贯通的,因此用从意识形态出发的理解来割裂中国历史的做法实际上受到了甘阳的批判。近来,甘阳又提倡“用中国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法来研究西方”,这似乎是其思索中西两元对立的调和方式的结果。如果将目光缩小到诗歌领域,那么诚如李少君先生所言,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以及中国九十年新诗传统是当代诗人都无法逃脱的巨大阴影,它们如神鸟的翅膀一般,包裹我们,让我们温暖有至,但也让我们深陷无法逃脱的焦虑之中。无论是甘阳对中国传统整体的理解,还是李少君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理解,其中都包含了两点:第一点就是温情与敬意,传统是中国灿烂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正是那些传统造就了中国的辉煌,并且中国当下的成就被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它与我们的传统息息相关。强调温情与敬意,就是强调一种对待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一种历史性存在的最起码的态度。第二就是强调重新去发现,去理解,去挖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贯通与继承。或者说,要打通三者的气场,要将三者共通的神灵笼罩在我们未来的道路上,而不是单单将一者放置在神坛上,其他的就弃之不顾,或者是索性将三者都丢进历史的坟墓里。此外,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近一百年中国启蒙者所倡导的“现代性”或者“现代意识”也正在不断成为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传统群”。
  通过以上的对主体性的理解,我更愿意将“从中国回到中国”——这种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回望与展望称之为“自主的中国性”,而不仅仅停留在“古典”的层面。同时,我期待在“自主的中国性”与“转述的现代性”的对决中,前者真正获得胜利,而我们的年轻一代在思想的争辩中,可以逃脱历史的可悲重复,在真理越辩越清晰的同时,那些拥有美丽头脑的人们依旧还是朋友,是勇于担当、敢于献身的同路人。
                                                                              2009.11.18上海

      (肖 水,1980年生,诗人、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现为复旦大学教师。“从中国回到中国——在南方评论”发起人。其专栏“长毛的镜子”将通过对古代诗词以及文人故事的重新阐释,来表达其理解的中国古典世界,以及它在现代中国构建中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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