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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艳遇,上海花骨朵

编辑:陈柏青 录入:qry 来源:语文报大学版2009年第24期 2011-03-21 16:47:50 

  身体记得全部。那些伤疤、皮肤表层沉淀的色素、累积的角质、显微镜下粼粼如雪片飞舞的皮屑,那些因为长期拗折而成型的折皱,松弛与绷紧,破损与修补,一些遗失了,一些被偷偷加上,颈上的吻痕,手背上抹不去的齿印,乍触旋止徒留余温的体躯触碰,热辣辣不合理的颊红……此般种种,构成身体出土的考古学或微物推理。你都已经忘记了,彷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但身体铭刻一切,它全部记得。
  我想叙述的,其实是“城市”的身体。作为移民/遗民的终点/起点,台北是一具大身体,它记得曾经发生的一切。街道作为城市流贯的血脉,百年前日本人据台时曾唤三条通、四条通。国民党渡台后,北城住民换了脸改了腔调,内里街道也被换了一次血,路牌上的名字换作温州街、西藏路、成都路、桂林路……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搔更短的华发也不过散成台北地图上新生的地名,纠纠缠缠日也牵绊夜也走踏。要走到很多年后,想起土地上旧有的住民,路牌上漆字被凿除,又添了新名字凯达格兰大道。有歌唱曰:“一双鞋,能踢几条街?”,而台北城里,一条街能添上多少个名字,有多少覆盖的历史可说。那些记忆逐层累积,彼此混杂,在台北的大身体中,旧的不去,新的都来,国与国在此交锋,城与城在此相连,人与人相遇,笑问客从何处来,都当他乡是故乡。属于台北的故事,是城市的故事,是跟魔鬼交换灵魂的故事,是失魂,是安魂,也是招魂的故事,它们构成台北城的身“市”与身世。
  文学上可以看出异乡城市的记忆如何在台北“移魂”、“安魂”。以上海为例,白先勇小说《台北人》写战乱后迁居来台的孤臣孽子们,海上繁华原是梦,偏安小岛,故事未了。小说中人记忆的,依然是旧时上海。白先勇说:“很多人说我写的小说,充满怀旧气息,其实那是我对传统文化崩溃的反射,《台北人》是一种文化的乡愁。”台北城提供了一个舞台,一张腥红色绒幕,盛大的开启,只为替这些上海灵魂们拉上最后的终幕。台北成为上海灵魂们的最后一站。总有人问《台北人》里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台北人”,还不如说,就是这些命运才构成最初也是最后的“台北人”。前人不远,白先勇赴美后,一日小说家李昂访之,于白先勇的书房中偶见《春申旧闻》一书。其中所载,无非昔日上海光怪陆离之奇情憾恨。于焉有思,由此而有小说《杀夫》的诞生。“这则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新闻,是一个轰动当年上海的杀夫惨案,然而当中最让我感到兴趣的是,它是一个少见的不为奸夫杀本夫的故事,杀夫的因而不是一个淫妇,只是一个传统社会中被压迫的不幸妇人”。上海故事借书还魂,在小说家笔下重新复生,只为了再被杀一次。上海记忆与经验成为台北新生身体里的老灵魂,蠢蠢欲动,勾思起岛屿新的身体故事。
  台北与上海在岛上艳遇。以上海记忆为骨干,台北为体肤,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留下诸多文本,可供我们追想城市之间的惊艳相逢,国民党渡台之初,上海小报在台重新发刊,其中之一便是来自上海的《纽司周刊》。其刊于卷首之发刊语乃“集内幕之大成,为忠实之报导”,终以腥膻色成为台湾早年畅销刊物之一。有趣的是,《纽司周刊》里有一专栏名曰“台湾传奇”,作者化名“文亦奇”。其专栏虽曰“台湾”,却化用诸多“大陆”经验。其专写严峻怪奇之“硬”式社会现实,并喜以欢场女子为主角铺陈其“软身体”、“软欲望”,软硬兼施开展出一系列表面标榜“台北”而内里实为“上海”的都会传奇。那些大酒家、大舞厅都在台北借地还魂,欢场名花重头在台北挂牌上市,连骗术与诈讹也如实搬来,但见一具又一具标志的花骨朵儿,上海是“台北”的前“市”,而在上海的“身体体验”是寓居台北女子的前“身”。专栏文本中,女子不能忘怀在上海时身体养成的感知与习性,由此追逐同样等级的欲望与享乐,或于台北城中重新酝酿属于这座城的欲望与喜乐。女子“现身”,与城市互动,“城市的身体”亦然“呈现”、“ 城现”,但随着这一场逐色之漫游落幕,追寻者被蒙骗而失财失色,女子由“献身”而至“失身”,城市亦有城空/成空的可能。这是属于旧一代城市的传奇,是“上海传奇”,但若将“传奇”转化为动词,何尝不可“传奇台北”,此后,一点一点,身体记得一切,台北将逐渐累积与消化这些记忆,独自偷欢,并持续开展那些从不同海上来的艳遇。


  (陈柏青,1983年生,现为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其专栏“延海岸线”将介绍台湾文学与文化发展,于历史中那些或瞬间或长远的交会,逐渐勾勒出台湾岛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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